为什么西方不盛行黑公关：洗地也许洗出“血案”

　　近年来，随着我国网络社会愈发发达，网络公关也成了一个蓬勃的产业，养活了一批“10万加”的写手。凡事要想吸引眼球、扭转乾坤都需要公关的介入：明星需要公关来吸引眼球，游资需要公关来炒作概念，有麻烦的人需要公关来洗清清白。除了常见的营销手段外，网络公关也从“信息战”、“心理战”中汲取指挥，“假新闻”、“阴谋论”、“移花接木”成了诱导舆论走向的“灰色手段”。奇怪的是，在网络言论更加口无遮拦的西方社会，此类“黑公关”却不是公关界的生力军，这种反常现象令人深思。

　　西方名流鸡鸣狗盗之事也做了不少。2017年以来，无数好莱坞影星倒在了社交媒体发动的反性骚扰运动之中。不少明星所涉及的丑闻年代久远，一些甚至可追溯至20年之前，如今已经难寻证据。然而，没有明星敢于发动舆论抹黑“控诉者”，多数明星选择了诚恳道歉、改过自新。西方名流不敢动用“黑公关”主要出于以下原因：

　　其一，说谎等同于诚信崩塌的观念深入人心。基督教里将魔鬼撒旦视为“说谎之父”，在造物者最痛恨的事物里排名第二。这种宗教观念使说谎者承担着极高的道德成本。说谎可被分为“为自己说谎”和“为他人说谎”，前者更加不能被接受。如果有意扭曲事实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则是被西方社会最为唾弃的行为。“莱温斯基事件”是此类做法的典型案例，克林顿的私生活不检点并不至于将其送上审判席，但他在公开声明中说谎却足以让美国国会弹劾这个“史上政绩最卓越”的总统。在这种社会压力下，公众人物不敢冒险公然说谎，即便为自己辩护也只能用沉默或选择性陈述事实。企业尤其不敢拿自己的商业信誉冒险。

　　其二，用造假来洗白容易面临巨大法律风险。无论对于企业还是公众人物自身，“黑公关”都会面临法律上的风险。对于企业来说，造假行为一旦被揭露，企业可能面临股东的集体诉讼，股东将要求企业赔偿因造假造成的经济损失，公布相关情况等。在财务、信息披露等问题上的严重造假行为甚至可能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可能会因此对公司派出调查组，对公司处于高额罚金甚至退市处罚。公众人物接受商业赞助时都签有道德条款，造假行为可能导致赞助商提出解约、赔偿等要求。近期，美国特斯拉公司CEO马斯克就因网上失言和有滥用药物嫌疑面临集体诉讼。

　　其三，媒体和民权组织有能力“伸张正义”。西方媒体圈利益、诉求多元，既有为钱卖命的“职业写手”，也有将个人操守视为生命的良知记者。用造假方式为自己洗白是比事件本身更大的丑闻，各路记者和媒体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揭露公众人物的深层瑕疵。此外，西方活跃着大量为弱势受害者服务的律所及民权组织。“黑公关”行为将成为这些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维权诉讼的重要证据，使原告在法庭上占据道义优势，更容易获得胜诉和巨额赔偿。

　　其四，诚信崩塌具有连带影响。西方社会不仅将追究造假当事人的责任，也会将这种道德审判扩大到当事人所有的利益相关方。例如，消费者会抵制发生严重丑闻明星所代言的产品，以此对企业施压。曾经接受出事公司或个人支持的政客也会在第一时间与其划清界限，摆明立场，否则就很可能被舆论的大锤砸中。

　　上述背景下，“黑公关”的洗地行为极易失败，而且一旦失败就会引发“血案”。美国媒体每年都会统计“公关车祸”的案例，其中大部分来自于企业应对失策导致。例如，2017年美联航暴力赶客事件成为近年来头号“公关灾难”。美联航公开声明中所列举出的缘由被媒体不断打脸，从而让事件迅速成为社交媒体头条。现场视频的公布更让美联航成为彻头彻尾的恶人，受害者最终获得巨额赔偿，美联航时任负责人也因此断送了升迁的机会。

　　另一个性质类似的个人案例是好莱坞制片人哈维·温斯坦。2017年10月，数十名女性在《纽约时报》和《纽约客》上声称遭到温斯坦的性骚扰和性侵犯。该事件掀起了美国轰轰烈烈的“反性骚扰”运动。作为风波的中心，温斯坦在一开始拒绝承认，并且试图运用自己在好莱坞的权势向媒体施压封杀相关报道。但在越来越多的证据面前，温斯坦最终被迫认错，也遭到了严酷的惩罚——被自己创立的公司开除、与妻子离婚、所有荣誉职位被剥夺、被所有人划清界限。温斯坦“血的教训”让其他同样面临“性骚扰”、“性侵犯”的好莱坞明星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不敢公然通过操弄舆论的方式颠倒是非。即便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必须遵守美国公关的潜规则。（文/李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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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好莱坞制片人哈维·温斯坦（前右二）因受强奸等罪名再次出庭。